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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玉簪绾青丝,

但是好事多磨,官僚和宗教机构永远是发明家们的最大敌人。虽然莫尔斯多次向美国国会提出申请,希望政府能够出资建立一条电报线路。但直到5年后的1842年,美国国会才批准了他的这一议案。那时候,可怜的电报先驱已经身无分文,只好向自己的学生借了50美元,才能购置一套像样的服装前去参加国会的听证会了。
凭借这一次漫长的电报谈判所收获的权利,海旱线相接巨大的经济利益很快凸显了出来。1882年,中国电报局的电报费收入为6万余两;5年后上升为41万余两;又5年达63万余两;到1895年上升到115.5万余两。
按照词典上的说法:电报(telegraph)是通信业务的一种,是最早使用电进行通信的方法。它利用电流(有线)或电磁波(无线)作载体,通过编码和相应的电处理技术实现人类远距离传输与交换信息的通信方式。
康有为当晚直接在塘沽下了车,他订的是海晏号客轮,上了船以后,康有为被告之因为机械故障,要第二天下午四点才能启航。这条船归中国轮船招商局管,康有为唯恐船上有荣禄的耳目,索性下了船,在码头附近的旅馆住了一宿。第二天,也就是9月21日,他绕过招商局的轮次,特意选了一条英国太古轮船公司的重庆号,于上午11点离开塘沽码头。
中山大学人文学院的林定夷教授曾经在一次讲演中极力强调了通信技术的重要性:“在现代,可以说,谁在现代通讯技术上领先,谁就能占有发展的先机。现代国家间实力的竞争,首先是科技实力的竞争。而科技实力的竞争,又突出地表现在通讯技术的竞争上。”
吴佩孚一战成名,以区区一个师长的地位四两拨千斤,凭借几封通电搅得全国政局大乱,最后竟把北洋之虎段祺瑞拉下马来,可算得上是一个奇迹。
这一番言辞入情入理,说动了柯尔。第二天,10月16日,柯尔趁送煤的时候,在煤篓里留了一张字条,孙中山就在纸条上写下自己的处境,连同身上唯一的二十英镑交给柯尔。
至于慈禧太后,她已经充分领教了电报的威力,总算乖乖闭上了嘴,不再横生阻挠。
沈葆桢刚刚上书奏请铺设福台电报线,各国就听到了风声,纷纷跑来福建游说。当时沈葆桢的计划是修一条连接台湾和大陆的线路,福州将是大陆侧的登陆口。丹麦大北公司事先疏通了闽浙总督李鹤年,予以其大笔贿赂。李鹤年就指使福州通商局草签了合同,把整个工程从水线到陆线全包给了这家公司,搞得舆论大哗。
可是它却欠缺临门一脚,上海方面可从来没说过允许这玩意接进来。大北公司有点雷诺的脾气,喜欢造个既成事实。他们先一口气把外接海缆铺完了——反正公海你管不着,至于近海,当时的清朝官员觉得只要不经陆地就对中国主权无损——然后一手掐着一个线头找上海的官员来申请登陆。
这封电文先历陈一下自己前几个月来回奔走又要取消帝制,又要保全袁世凯,希望从中求得转圜云云,表明自己已是仁至义尽;然后话锋一转,批评袁世凯对宣布退位没有诚意,扣定了他不仁在先,为后面反袁的举动张目。随后“宦为川民请命,项诚虚与委蛇,是项城先自绝于川,宦不能不代表川人,与项城告绝”,这是这封通电的精妙之处,一下子把陈宦拔高到了为四川请命的道德高度,不是我陈宦想对不起你,而是你袁世凯对不起四川老百姓。你对我个人是很不错,我感恩戴德,只不过我还得为四川老百姓着想,所以不得不与你断绝关系。这一篇通电逻辑清楚,立意高标,政治上和道德上无懈可击,让人击节赞叹。
可惜庚子国变的时候,盛宣怀向英商大东公司、丹麦大北公司商借21万英镑,敷设由大沽至上海海底电线。两家公司借机抬价,“中国官商交困,复绌於力,于是以购价作为息借,分三十年偿还”。算是报了一箭之仇,不过这就是后话了。
当然,也并非一味为了省钱而尽量减字。中法战争在台湾打的最激烈的时候,张之洞一日之内三电李鸿章,每封都在数百字,详述战况,以免贻误战机。
慈禧太后对于没捉到康有为非常不满,勒令务必捉拿归案。就因为康有为一个人,先后关闭了北京九门两次,停运了京津铁路三回。最后步兵统领衙门才调查清楚,原来康有为早就坐火车去塘沽了。
儿子五岁即读长篇历史小说,大学想攻文史,结果却读了通信工程专业,又到大河网从事技术工作。知子莫如母,我欣赏他的文学灵性,明白他的理想守望,却没有竭力促成他的文学梦想,原因在另一篇文中谈过:“怕是我的文学生涯勾惹了他,怕他早早学了文人的做派而又练不就文人的能耐,怕他滥用了文人的感情而又长不硬文人的风骨,怕他贪图文人的风流而又经不起文人的艰辛。”如今新书付梓,儿子一偿夙愿,我密云不雨的心头终于下了第一场雨。
当时电报局实行的是“学堂与电局相表里”之制度,进入电报学堂就学的学生,自动就担任电报局的电报生。他们的薪水分为4等12级,要想薪水提一个档次,就要通过考试进入更高一级。考试共分10项业务,每项业务20学分,最终的薪水是根据考试所获得的学分来确定的。这就好比当年的大学生毕业包分配,而且电报局的薪水又颇为丰厚,自然吸引了不少人趋之若鹜。社会上也把电报与银行、铁路、海关等其他3门职业一同称为“金饭碗”。

当时张冀牖和其夫人住在上海,苏州大宅中只有张家姐弟。沈从文数次登门拜访,每次都托故坐好长时间才走,被捉狭的张家姐妹取了个外号“烂板凳”。虽然兵法上说:“千里奔袭,必厥上将军”,但或许是一腔赤诚真能感天动地吧,沈从文这临门一脚起了关键作用,张兆和终于羞答答地露了口风,跟沈从文说只要父母不反对,就答应他的求爱。
无论如何,光绪毕竟是大清帝国的皇帝,象征着皇家的光荣和尊贵。而且他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总还是个肯做事的皇帝,这点比起那些因循守旧的官僚们更是难能可贵。并无失德之处而要被篡废,不管是革新派还是一般百姓都是为之抱不平的。于是,民间对慈禧太后乃至整个满清官僚体系的不满,就在这一刻集中爆发了出来。
盛宣怀却觉得曾的提议不错,不妨一试。于是盛宣怀亲自出马,先扔给大东公司一个蜜枣儿。
对此金玉良言,李鸿章深以为然,大悦之下,当即便欲按照轮船招商的成例,责成盛宣怀督办电报事业。殊不知,这一席对谈,却引出了盛宣怀和胡雪岩两位官商界大佬的世纪华丽对决。
李鸿章的这封电报通电全国后,东南各地督抚松了一口气,反正天塌下来有更高的顶着了。配合李鸿章的行动,盛宣怀接连给张之洞、刘坤一去了急电,提出了“上海租界归各国保护,长江内地归督抚保护,两不相扰”的具体措施。张、刘复电表示同意,“东南互保”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
恒宁生虽是个中国通,却不看京剧,不知道自己这回成了定军山上的夏侯渊,本来指望拿陈式跟黄忠换回侄子夏侯尚,却被黄忠先接回陈式,再一箭射死夏侯尚。他们也一样,算计厦门线不成,反先把上海线送到人家嘴里。估计盛宣怀那会儿肯定心里美得直在那儿唱“一封书信来的巧,天助黄忠成功劳”。
在清末历史上,曾经有两次关于密电的失误,以致于差点改变了整个中国的历史进程。
当时许林格是作为外交官来英国公干。英国科学界对他发明的磁针式电报机十分有兴趣,便邀请他作一次演讲。他的演说自然博得满堂喝彩,但英国人固有的傲慢一向看不起落后的俄罗斯,他们只把磁针电报机当成一种新奇的小玩意,怀着傲慢的善意鼓着掌,却丝毫没有放在心上。在座的观众里,只有一位表情严肃的学者看出了其中蕴藏的巨大机会,兴奋地捏紧了自己的礼帽,他的名字叫查尔斯·惠斯通。
不是物以稀为贵,也不是因为中国CPI比较低,而是因为中国电报员比国外同行更辛苦。
顺便插一句,张家的后代虽然已经在全世界开枝散叶,但六子中的老五张寰和先生一家如今仍然住在苏州五卅路与十梓街交叉口西北侧的九如巷,本书读者如有机会,可以到此一访。
所以按盛宣怀的原话就是:“欲拆厦岸已成之丹线,方能拒福、汕将至之英线。”倘若能够先行把大东公司摆平,来一个釜底抽薪,大北公司也就离失败不远了。
恒宁生咬了咬牙,上海线是保不住了,厦门线无论如何也得拿下来。孰料他刚提了一个话头,盛宣怀扔过来一份文件。
这一篇好电文,陈宦却怎么看怎么心虚。因为他对袁世凯始终怀有畏惧,这次站出来公开反对,更是底气不足。结果无论电报草稿反复修改,他总是觉得不妥。其实根本不是电文有问题,而是他自己心里有鬼。
百日维新失败之后,身为帝党的骆成骧被迫回到四川。经他之手,四川学务风气为之肃然,许多四川著名学府均是出自他的经营,门生无数。后来民国初兴之时,骆成骧的影响力已经大到不须选举,直接被袁世凯委任为四川省临时议会议长。
可见丁日昌有勇有谋,惯于用洋人的规矩压迫洋人,整了你还让你说不出话来。碰上这么一号内外通吃的强人,巴夏礼尚且走不过几回合,雷诺一介小小洋行的经理,下场可想而知。
这些东北大老粗打起仗来,或许能与吴佩孚走上几个回合,玩起通电,他们可差得远了。几番通电下来,奉系非但没赢得舆论同情,反被讪笑不通文墨、空洞无物。有好事者甚至把这些通电誊出来,贴到大街上供路人评论。文学评论是个主观的东西,讲究印象分,吴佩孚那时候早就是大英雄,同样一句话从他嘴里说出来,那就是名将气度,从奉系将领嘴里说出来,那就是妄作大言。比如吴佩孚通电说“爰整义师,歼阙渠魁”,引来一片叫好声;阚朝玺通电里说“观兵武汉,洗甲长江,又岂仅投鞭断黄河之流,走马看洛阳之花已哉?”却被嘲笑是昏话——其实单论文采,阚这两句可比吴还好些呢。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腐败之极的清军节节败退。平壤战役中,虽然有左宝贵、聂士成等部的拼命血战,但由于统帅叶志超的不战而逃,清军一溃千里,盛宣怀五弟盛星怀阵亡于败军之中。这一噩耗传来,盛宣怀愤激之下,旧疾发作,差点死掉。第二年马关条约签定,盛宣怀以身体不好,无法担当大任为由几次要求辞职,清廷都没有批准。从日后的事情推演,盛宣怀对清廷失望透顶,恐怕就因此时起了。
也就是说,以往外国人随意接旱线,政府最多是丢了面子;现在政府自己也开始办电报了,外国人这种行为就等于是与己争利,每年利润损失巨大。
恒宁生说了:这个地下旱线其实不算旱线。我们挖的地沟很深,海拔是负的,严格来说是在海平面以下,所以仍旧该算是海线。这招“暗渡陈仓”当年大北公司在上海用过,成功地把海线接进了黄浦江。今天他们又祭出这个老法宝,试图故伎重演。
盛宣怀身为天下豪商,眼光独到,也因此始终对电报有一份特殊的关爱。1883年前后,盛宣怀兼任金州矿务局总督办,负责对辽宁金州铁矿的勘探和开采。但金州的矿务工作进展缓慢,难以短期投入生产,正巧在此时,闽、粤两省电线铺设费用告急,面临停工的危险,盛宣怀当即决定,将“暂挪金州矿款十余万金以济急需”,把金州矿务局的款项挪到电报线路建设上去了。这件事被查出后,清廷认为盛宣怀“办理含混,铺张失实”,差点被降职调用,幸好左宗棠虽然和李鸿章不对付,但也知道盛宣怀是个难得的洋务人才,上疏为他开脱。再加上负责调查此事的曾国藩之弟曾国荃认为“挪矿股归入电股,皆据一再禀详,移缓就急,亦尚非有意含混。且苏、浙、闽电线之成,皆得该道移矿就电之力,于军务裨益犹大”,不但无过,而且有功。因此盛宣怀降二级留任,没有被调职。

就这样,外有列强的重重压迫,内有洋务诸名臣的极力推动,几经反复,发端于西洋的有线电报终于在中华帝国奠定了自己的地位,获得了国人的认同。

康有为作为维新首脑,是慈禧太后点名要抓的重要人物。步兵统领衙门在政变后第一时间包围了他在宣武门外的南海会所,结果只在厕所里搜出了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仁。崇礼又派人去捉梁启超,结果梁启超也在伊藤博文的庇护下躲进了日本使馆。最后只抓获了谭嗣同、林旭等六人。

烟台自《天津条约》开埠之后,一直是通商重镇,亦是上海联系北京、大沽、大连等地的南北电报枢纽。水下陆上电线纵横,中外电报俱集中于此处中转。慈禧的缉捕令第一个就拍到了烟台登莱道衙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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